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父亲的药箱

2021-01-15 09:11 来源:驻马店网 责任编辑:刘银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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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:二是父亲的案件得到平反,组织上撤销了对我父亲的处分,不但恢复了党籍,还征求意见让我父亲回大队任党支部书记。父亲去世后,乡政府和村委会都送了花圈,他的遗体上覆盖着党旗,村支书在追悼会上对我父亲评价很高,我清楚地记得他的悼词写了“我们怀念人民的好医生胡永道”这句话。

文/胡智慧

20世纪七八十年代,在汝南县东南部的王岗、余店、三桥、马乡,平舆县的李屯、辛店、西洋店,以及正阳县的付寨、寒冻等近10个公社方圆几十里,有两个人的名字比较响亮:一个是兽医彭圈,一个是“赤脚医生”胡永道。彭圈六七十岁,驼驼的背,视力不太好。他擅长使用中草药给牲口看病,印象中无论是那个生产队的驴骡牛马病了,只要找到彭圈,一剂两剂药灌下去,一般都能治好。胡永道四五十岁,身强力壮,耳聪目明。他擅长针灸,附近村上的人病了,大多时候不用吃药打针,只要找到胡永道,是成人,看看舌头,是小孩,搓搓食指,然后取出银针,瞅准穴位,扎上三五针,病就能好;十里八里之外的人,如是得了疑难杂症,也会找到他针灸治疗,病人说:“他治病比医院疗效还好呢。”胡永道,就是我的父亲。

父亲还是小青年的时候,正赶上土地改革,作为积极分子,他入了党,被安排在乡卫生院做司务长。医院里有个老中医膝下没有儿女,父亲对他很是照顾。他看我父亲善良诚实,人又特别聪明好学,便有意向我父亲传授医道。当了两年“学徒”,父亲竟对中医“有所彻悟”。谁知,正在父亲打算在医院转行当医生的时候,乡里让他回村当了党支部书记。人民公社成立后,父亲任大队党支部书记。

一次村民大会,正在讲话的公社书记突然抽风,口吐白沫倒在主席台上。现场没有医生,坐在前排的父亲从随身携带的针筒里取出银针,只在他的脸上和手上扎了几针,书记顿时就清醒了。从那天起,父亲会治病的消息就传开了——那时父亲还不是医生。

父亲在“四清”运动中,被错划为处理对象,免去了支部书记职务,还被开除了党籍,这是父亲一生中的最大伤痛。之后父亲就当了“专职农民”,乐得有时间用他那筒银针,义务给邻里乡亲解决头疼脑热、盗汗抽风等燃眉之急。

20世纪70年代初期,毛主席号召“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”,农村实行“合作医疗”,此时我父亲“会看病”在我们大队已家喻户晓了。大队“合作医疗室”一成立,父亲便被请去做了“首席医生”兼主任,还带了三四个略懂医道的年轻人。医疗室“开张”后,我父亲挎上医疗箱走村串户,尽职尽责地为村民诊病。打这儿以后,“胡永道”这个名字就与我们大队2000多人的身体健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。

红薯稀饭红薯馍,离了红薯不能活。大集体时期红薯是主食,吃红薯产生胃酸,人们称之为“利心”,症状是胃部隐疼、口吐酸水,严重的工作学习都干不成。父亲治这个病是“小菜一碟”。症状轻的,他让你炒把芝麻,或者黄豆、花生米,嚼碎咽下,立马就好;症状重的,甚至有说自己得了“胃癌”啦,只要父亲看看他的舌苔,给他开几味中药,就能好转。看病时父亲会轻描淡写地对患者说:“喝了就好啦。”又说:“一天三顿麦面馍也能治好。”那个年代,村民们之所以放心大胆地“坚持”吃红薯,除了众所周知的原因“没办法”外,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“有办法”——有胡永道在,红薯作不了大祸!

父亲的中药方剂灵验,村民们都知道。大病如妇女不孕、有名儿的毒疮,再如头晕、腹胀、贫血、气短之类,喝了他的药,没有不见效的。小病像感冒发烧、痢疾呕吐,基本上是药到病除。父亲看病的区域不断扩大,除了我们大队以外,附近十里八村的人只要一提到我的父亲的名字,都会夸赞说:“胡永道,他可是个‘神医’啊。”

其实,我父亲只是一个“赤脚医生”。当时有一首歌,叫《赤脚医生向阳花》,歌词唱道:“赤脚医生向阳花,贫下中农人人夸,一根银针治百病,一颗红心暖千家。”我觉得这首歌就好像是唱我父亲的。父亲“一根银针治百病”确实如此。不过,在我的记忆里,父亲医术的“高明”,是排在第二位的,“一颗红心暖万家”则要排在第一位。大队医疗室挂牌后,自然有人前去看病;但到我家看病的人比到医疗室看病的人还多——我家俨然就是一个小医院,父亲整天忙得不亦乐乎。

“快快,俺爷晕过去了!”“孩子一直哭、闹,您去看看吧。”“小孩他娘肚子疼,吃啥吐啥。”……无论是啥病,只要有人喊,父亲立刻就走,从没有不去的理由。哪怕是一日三餐正在吃饭,他也立马放下碗筷,背起药箱子就走。要是在夜里,前半夜喊前半夜到,后半夜喊后半夜到,不论是下雪下雨,也不论是冬是夏。农村有个习俗,大年夜(除夕)不能喊人的名字,一旦被人喊,门外游荡的厉鬼听到了就会有“灾性”。父亲去世20多年了,80多岁的母亲至今还在心疼地说:“你爹给人看病,没有一年过年睡过囫囵觉。”母亲心疼父亲那是自然,可当年我父亲并不觉得辛苦。

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年冬至的前一天夜里,已经出了两次急诊的父亲刚刚睡着,又有人来喊门了。喊了两声父亲没应答,母亲怕那人喊醒了父亲,赶紧接话:“谁病了,咋啦?”“小孩,肚子疼。”“厉害吗?”“闹一夜了,要不……”还没等母亲再问,父亲便从床上起来了。他对来人说:“我起来了,你等一下。”出诊的地方在邻村,因为雨雪路不好走,回来时已早上八九点钟了。父亲没吃早饭就睡了。中午饺子煮好后,姐姐喊父亲起来吃,喊了两遍都没喊醒,母亲便不让再喊,结果那一年冬至,父亲竟没有吃上饺子!

父亲给人治病的主要手段是针灸。针灸治疗无论是大病小病,从来不收一分钱。只有吃药打针,才按合作医疗室规定的统一价格收费。我们家9口人,父母亲靠挣工分养活奶奶和我们姊妹6人,生活自然不宽裕。母亲本指望父亲行医能贴补一下家用,却连一点光也沾不上。一次,父亲给病号打过针后又包了几片药,一共收了两毛钱。病人走后母亲问父亲:“又打针又拿药才收两毛钱?”父亲回答母亲:“你知道价格吗?打针吃药加一起应该是一毛九分钱!”父亲常对我们说,给人家治好病是第一位的,千万不能想着赚钱,小便宜咱也不能沾。是的,父亲没明没夜地给病人看病,不但不赚病人的钱,相反却无时无刻不在赔付着我们家的利益,甚至赔付着他自己的生命(父亲59岁早逝,与他不分昼夜地出诊不无关系)!

那个时期的干部,绝大部分是一心为人民服务的,威信很高。我父亲虽然只是一名赤脚医生,但他的威信之高,很多干部都难以企及。这则是对他“一杆银针治百病,一颗红心暖千家”的印证。

让父亲声名远播的,就是他能治愈一些“怪病”,譬如治疗“瘊子”(疣)。父亲一个小偏方基本可以药到病除。方法是:清晨时分,逢下小雨,拿一个捣蒜用过的旧石臼,在旧茅草房的房沿儿下接半臼雨水,用接的雨水擦洗瘊子及周围皮肤,一周或十天八天后就能见效或痊愈。

父亲最了不起的医术是针灸治疗中风后遗症。中风后遗症轻者嘴歪眼斜,口齿不清;重者行走障碍,甚至半身不遂、瘫痪在床。治疗这个病,父亲就像农民“干大活儿”一样郑重其事。施治的时候四肢和腹部都要用针,尤其在10个手的指缝间扎针,父亲十分小心谨慎。他一边进针,一边询问病号感觉,自己还闭目思索。王岗镇上一个叫胡瘪头的生意人,开始时抬着到我家,扎过三五次,自己能站起挪脚步,再扎,自己能拄拐杖走了;不到一年,竟把拐杖扔掉,走路差不多像正常人了!一个时期,到我家找父亲扎针的中风病号排成了队,父亲就给他们约定了日子,一个一个有序治疗。父亲对每一个病号的治疗都一丝不苟,很多人都获得了满意的疗效。父亲看着排着队来找他看病的人,心里踏实、幸福。

1979年我家出现了两件喜事:一是在父亲的鼓励、支持下我考上了大学;二是父亲的案件得到平反,组织上撤销了对我父亲的处分,不但恢复了党籍,还征求意见让我父亲回大队任党支部书记。父亲考虑到还是留在医疗室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,谢绝了接任支书的建议。

1993年春节前夕,父亲突然查出罹患肺癌,且已到了晚期!在生命的最后关头,身为医生的父亲对死毫无畏惧,让他不舍的,就是再也不能给乡亲们看病了,还有件事父亲放不下,就是他的针灸技还没有传下来——虽然此时小弟跟着父亲学习针灸已经有两年。5月下旬,是父亲临终的前几天,他忍住疼痛,每天都坚持手把手地教弟弟治疗几种特殊病症的针灸方法。父亲说,穴位人人都知道,关键在“针感”、在经验。父亲问弟弟一些问题,弟弟的回答不能令父亲满意,可以看得出父亲的遗憾。

父亲在弥留之际突然醒来,用手无力地指着墙上挂的药箱,含混不清地说“钱……”我们取下药箱,在箱子里找到一个红布包,里面裹着9块钱。父亲的手已经无力量接拿,对我和弟弟努力地说出了“党费”两个字。我和弟弟使劲地给父亲点头,父亲紧缩锁的眉头似乎舒展了,紧接着又昏了过去。父亲去世后,乡政府和村委会都送了花圈,他的遗体上覆盖着党旗,村支书在追悼会上对我父亲评价很高,我清楚地记得他的悼词写了“我们怀念人民的好医生胡永道”这句话。人们称赞父亲是“人民的好医生”,父亲应该含笑九泉了。

父亲去世后,小弟接过他的药箱,也给乡亲们看病。弟弟扎的也是“父亲扎的穴位”,但基本见不到疗效,这让弟弟十分灰心。终于,小弟把父亲的药箱收藏起来,跑进城市,改了行。

父亲去世20多年了,20多年沧桑巨变。随着“赤脚医生”这个词汇的消失,父亲在家乡人的记忆里也将被抹去。但这些年来,每到清明节或“十来一儿”,还有些“非亲非故”的人到我父亲坟前烧纸祭奠。我想,他们肯定还在怀念那个时代,怀念那个“一颗红心暖千家”的好医生。

责任编辑:刘银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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